以宣传“他人”为责任的新闻工作者，恰逢自己的节日———记者节，编辑部在策划如何过记者节更有意义时，达成一个共识：是否“宣传”一把咱们自己，于是就有了这个专题———以通讯员的视角看编辑、记者。
那时洪水刚退，村里到处断壁残垣，泥泞瓦砾遍地，穿鞋子根本走不了。我正在思量之际，却见肖苗生和蒙绍松两人已经脱掉鞋子，赤脚上阵
肩担道义 不惧路险阻
郑彬昌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与梧州日报社的许多记者都有过接触。敬业、负责、奉献、不怕吃苦，这是他们给我的总体印象。
在梧州日报社记者的身上，我深深体会到什么叫敬业，什么叫奉献。譬如，肖苗生记者在与读者、与群众接触中，总是忘不了说：我是《梧州日报》记者，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打日报采编中心的电话找我们的记者……朱桂湘、伍爱春记者不会说本地白话，虽然在采访时与本地人，尤其是农民交流起来不方便，但是这并没有难倒他们，他们总能通过旁人的转述，或者别的途径完成采访任务。
关键时刻往往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素质和精神品德。去年，藤县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在获悉藤县的严重灾情后，肖苗生、朱桂湘、蒙绍松、莫丽娜等梧州日报记者在第一时间来到灾区现场，他们冒着炎夏毒辣的太阳、三十多度的高温，闻着灾区废墟的难闻气体，踏废墟，走农家，访群众，他们走了一村又一村，访了一户又一户，采写的报道再现了灾区的悲凉场景和灾区人民奋勇抗灾的动人场面，同时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灾区的情况，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大大激发了灾区人民抗洪救灾和重建家园的信心。
那是去年6月底的一天，笔者随新闻单位的采访团到和平灾区采访，我记得当时梧州日报社随团的记者是文字记者肖苗生和摄影记者蒙绍松。当时，藤县的交通还没有恢复，我们是绕道平南县再进入和平镇，一路上的道路并不好走，崎岖颠簸，大家的骨头都几乎散了架，但是谁都没有怨言。那时洪水刚退，村里到处断壁残垣，泥泞瓦砾遍地，穿鞋子根本走不了。我正在思量之际，却见肖苗生和蒙绍松两人已经脱掉鞋子，赤脚上阵。那时的灾区一片荒芜，连喝水都成了问题，两位记者连续采访了大半天，直到下午两时才在一间路边小店吃了碗炒粉，然后又匆匆赶往太平镇。
今年6月中旬，西江都市报记者颜桂海接到报料电话，说藤县塘步镇南安村村民为一位病人捐款，就线索而言，是没有大的新闻价值。况且，村子又偏远，路也不通，最多也就是联系地方通讯员写个小稿件。但是，颜桂海记者凭着对新闻的敏感，他与另一位记者一起，经过公路—山路—水路—山路的周折，来到藤县南安村。在那里，事件真相让颜桂海得到意外的收获，《入土后“死而复生”》见报后，在市内、甚至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颜桂海当初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通过新闻传播的力量，靠着社会的爱心，现在病人已经康复出院，过上了新的生活。
《梧州日报》的编辑们都十分平易近人，而且责任心极强。他们在编稿过程中，一旦发现稿件有写得不够明确的地方，哪怕是极细小的问题，便会立即打电话向作者询问核实
细微之处见精神
黎杰源
几年来，我一直在单位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因此经常向《梧州日报》和《西江都市报》投稿，于是和报社的编辑、记者们有了更多联系沟通的机会。
《梧州日报》的编辑、记者中，有些我曾见过面，也经常联系；有些从未谋面，却也经常电话联系。如采编中心的叶雪源，专刊中心的钟志权、黄燕珍、梁樱等，《西江都市报》的何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都没见过面，但这些编辑为核实稿件的真实性，或多或少都与我在电话中有过联系。
在我的印象中，《梧州日报》的编辑们都十分平易近人，而且责任心极强。他们在编稿过程中，一旦发现稿件有写得不够明确的地方，哪怕是极细小的问题，便会立即打电话向作者询问核实。如2005年4月5日的《梧州日报》“金土地”版，刊登了我采写的一篇稿件《辛勤汗水浇开文明花》，我在写这篇稿件时由于粗心大意，把“人均增收120多元”误写成“120多万元”，该版编辑关兰在编稿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后，立即与我取得联系，把这个数字核实改正了过来，从而避免出现重大差错。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有关“苍梧4.5万人投入抗旱”的稿件，《西江都市报》的黄欣打电话向我核实是“4.5万人”还是“4.5万人次”，他们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着实令我感动。
要办出高质量的报纸，首先要有素质高，责任心强的编辑、记者，《梧州日报》、《西江都市报》已具备这方面的条件，两报一定会越办越好，在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衷心祝愿《梧州日报》、《西江都市报》的编辑、记者们节日快乐，正是你们的辛勤耕耘，为万千读者送上了可口的精神食粮。
“我们的工作，就是怎样在一线把真实的情况、把感人的事实传达给读者，这是我们的职责”
一篇报道
感动灾区群众
甘剑梵
今年“6·8”特大自然灾害发生时，全市上下都在积极努力地抗灾。其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十分引人注目，那就是新闻记者。而我印象最深的，是进入长洲重灾区倒水镇路垌村新村小组采访的梧州日报社专刊中心两位年轻记者孙雅华、何鎏。
在那场劫难中，一大片欢乐的家园，刹那间灰飞烟灭。五百多位村民汉子站在过腰深湍急的河水里，用自己厚实的脊背，搭起一座“人桥”，一座生命之桥。14位村民抬着7副担架，徒步60多里，翻山越岭把伤者送往医院。“说实在的，看到那样的画面，当时自己也有一些后怕。可是也没能想那么多，报社派我到灾区第一线，一定要把自己所看到、所采访到的一些真实的东西反映给读者。”腼腆的孙雅华站在灾后村庄的瓦砾废墟间，轻轻道出自己的心声。在那场灾害中，有一位劫后重生的小女孩，痛失挚爱的胞弟，自己肝脏出血当场昏迷，是善良顽强的人们硬把她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她醒过来第一时间询问守候在病榻旁的记者孙雅华、何鎏，“什么时候开学？我什么时候能上学？”，于是有了后来在网上广为转载、感动全灾区群众的《用脊背搭起的“血肉之桥”》这篇报道。
“我们的职责工作，就是怎样在一线把真实的情况、把感人的事实传达给读者，这是我们的职责。”摄影记者何鎏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深入灾区的日子里，他甚至来不及准备雨靴，双脚泡在水中好几个小时，顶着烈日徒步10多里崎岖的山路。
从9日到12日，媒体记者的报道积极地推进了长洲区防灾、救灾工作的开展，凭着他们的热情、勇气和敬业精神、真实、快捷的新闻报道，为抗灾、救灾起到推动作用，赢得灾区群众的普遍赞誉。
当我的一些稿子从《梧州日报》、《西江都市报》走向国内主流媒体和凤凰台、《香港商报》等媒体时，首先想到的是道一声“多谢了，编辑记者”
编辑教我重拾自信
庞广蛟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作为记录明天历史的人———记者二字，代表的是一份责任，一种精神，这样执着，为的是让墨香飘进千万家，及时送去党的声音，通达社情民意。与《梧州日报》和《西江都市报》记者多年接触，点点滴滴，让我深感同身受，并获得了一股不竭的源动力和感召力。
无论是《梧州日报》，还是《西江都市报》的记者编辑，都对通讯员爱护有加。1997至1999年时，我装不起BP机和手机，报社记者编辑找我是件头疼的事。苏爱清记者有时为了一篇稿子打了五六个电话也找不到我，她总是不嫌麻烦，有时干脆打电话到镇政府办公室托人找我。记者这样执着，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在新闻的路上奋勇向前呢。
2003年到2004年，我因为生意失败，连最钟爱的文字也无心弄了，遇到编辑约稿，能推即推，实在推不掉，就勉强应付一下。《梧州日报》、《西江都市报》的吴亿林、颜桂海、张建军等编辑似乎觉察到什么，开始打探我并与我谈心、交心。他们说，看到我的稿子就像看到了我，好久不见我的稿件，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朋友，并力劝我放下包袱。有两次，他们还专门邀我到梧州，权当谈心和约稿。编记的肺腑之言和真诚的举动，终于让我猛然醒悟，重拾回写稿的热忱。因而，当我的一些稿子从《梧州日报》、《西江都市报》走向国内主流媒体和凤凰台、《香港商报》等媒体时，首先想到的是道一声“多谢了，编辑记者。”
记者这个职业承受着太多太多的责任、压力和忙碌，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又遇到太多太多的无奈
“痛苦并快乐着”的职业
庄兴舞
从前，我总是很羡慕记者和编辑的职业，因为我以为记者和编辑的职业是悠闲而又舒适的。然而，等到自己成为一名通讯员，频频与记者和编辑接触时，方才真正了解到隐藏在浮华背后那无尽的艰辛历程……
大家也许还清晰记得今年“6·8”特大自然灾害中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6月7日凌晨，当我跟随城区领导冒着暴雨深入危险地段正在指挥群众撤离时，一个瘦小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暴雨模糊了我的视线，但我仍能隐约认出她是《梧州日报》社的莫丽娜，只见她时而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危险的重灾点察看险情，时而采访撤离的群众了解险情发生的时间及当时的情形，时而与救援人员交谈掌握群众撤离及安置的情况，全然不顾肆虐的暴雨打湿身上的衣裳，已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当她收集完宝贵的第一手素材后，顾不上擦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汗水，只匆匆跟我打了声招呼，马上又赶往刚发生险情、救援人员正组织群众撤离的冰泉东路了。
记者这个职业是为人民服务的，在那些重要新闻的背后，有多少记者为了那些新闻而劳苦奔波，不分昼夜地工作。曾有人说，记者是三个容易产生“过劳死”的职业之一，我莞尔，记者这个职业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责任、压力和忙碌，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又遇到太多太多的无奈，面对着家庭与工作，他们必须做出选择，他们为自己的职业“痛苦并快乐着”。记得2005年除夕夜，我跟随梧州日报采编中心主任苏爱清一路颠簸来到在2005年“6·23”特大洪灾中受灾严重的万秀区河口村，采访灾民们重建家园后过节的情况。我们刚进村口，就看到村民们欢天喜地的景象，有的在打扫卫生，有的在张贴春联，还有的在准备晚上那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呢！猛然，我的心里感到一阵莫名的感觉，是啊！都大年三十了。在村民家中，苏爱清好像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否也该为家里过年做些准备，心里装着的却是对村民无尽的关心，一会儿问他们打算怎么过新年，一会儿又问他们家里的米够不够，看到村民们在政府的帮助下已经在原来水毁房屋的地方又建起了宽敞明亮的新房，苏主任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呵呵，也许这就是新闻记者的敬业精神了吧。
那时的我从未写过稿件，如何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呢？我想到了请教报社的编辑同志
编辑是我的良师益友
曾旭宁
2001年8月我才开始写新闻稿件，如果不是得到报社众多编辑的悉心指导和热情鼓励，我也不会连续五年获得“先进通讯员”的荣誉，因此说报社的编辑同志是我的良师，更是益友。
那年8月下旬，我被抽调到“梧州市治爆缉枪办公室”协助工作，领导指定由我负责“治爆缉枪”专项行动的宣传报道工作，而且还定下了具体任务。我从未写过稿件，如何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呢？我想到了请教报社的编辑同志，我试着拿一些案例罗列起来，送到了当时任梧州日报《法制专刊》编辑的钟志权手中。钟编辑看完稿子后，就像老师帮小学生批改作业那样，从文章的结构、中心主题以及使用言词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经过钟编辑的修改，我的第一篇稿件《打击犯罪维护稳定》见报了。钟编辑没有忘记我的来意，针对我担负专项行动的宣传任务，教给我如何收集素材、组织材料，要结合宣传主题，运用真实事物，这样才能写出效果好的文章。
第二天，我身藏钟编辑传授的“法宝”，来到苍梧县旺甫派出所采访，使用该所最近破获的两起“非法储存枪支爆炸物品”的案例，结合有关法律条文，编写了《非法储存枪支爆炸物品是犯罪行为》。写好稿件已是晚饭时分，我立即打电话给钟编辑，他放下饭碗来到东中路路口把稿子接下来。经钟编辑修改后，用“以案说法”形式刊登在次日《梧州日报》二版。在钟编辑的直接帮助和鼓励下，我接连采写了几篇针对当时开展“治爆缉枪”专项行动的宣传文章，有力地配合了专项行动的开展。
由于我从事的是公安工作，采写刑事案件方面的稿件占多，接触《法制专刊》编辑的机会也相对多些。钟编辑调到其他版面后，胡乐俭担任《法制专刊》的编辑工作。胡编辑也像钟编辑一样，一如既往地帮助指导我写作。胡编辑针对我不善于描述的弱点，用我送来的稿件为例子，用实例来辅导我写通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地说明那里可以加以描述，增加文章的可读性。经过胡编辑的指导，我改变了只能写“豆腐块”文章的弱点，采写出几篇如《骗子骗钱骗局多 防范意识需加强》、《媒体宣传帮了忙 警民联手捉骗子》等长篇文章，对增强市民防骗意识起了一定作用。
上述两位编辑帮助我提高写作能力的例子，在《梧州日报》和《西江都市报》编记群中只是一个缩影，对他们这种敬业精神我非常钦佩，在此我道一声：谢谢你，我的良师益友！
哪里最危险哪里最需要，哪里就会出现记者的身影
有新闻的地方 就有记者
古振坤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从学校借调到城区党委宣传部工作，因此常与新闻媒体的编辑和记者打交道，他们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人给予各方面的指点和教导，使我的写作能力和拍摄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刚开始，我写的文章空洞无物，抓不住中心，编辑钟志权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应该怎样找新闻点，应该以什么为切入口，这篇稿子应该怎么写，那篇稿子又如何改……他们还经常从稿件的题目、文章结构、语法等方面给予我精心的指导和帮助。
为了提高水平，我一有机会就贴近摄影记者，看他们如何进行镜头的取舍。摄影记者蒙绍松则手把手地教我如何进行画面的取景，丰富远景、中景、近景的画面，提醒我要注意人物的语言和动作，尽力捕捉人物生动之处等，他还一再的提示我，采访前，要提前到达活动的地方，采访时，动作要迅速，还要留意捕捉周围的环境。
今年8月，参加了梧州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使我在新闻采写方面得到很大的收益，而与记者一同外出采访，他们则是言传身教地教我如何做好新闻采访。记得那次我和《西江都市报》的记者林创一起到工业项目建设工地去采访，我发现他对工地上的每一间建筑、每一件设备都非常感兴趣，认真观察工地的现场情况，仔细地向项目负责人询问项目的生产流程和建设进程，每一项内容都认真做好笔记。当时的我显得有点不耐烦，觉得没有必要了解得那么清楚。
在采访回来的路上，林创对我说，如果不仔细观察，不深入了解情况，怎么能知道设备的名称和作用？怎么知道生产流程？怎样去描写现场的情况？他的一席话语，使我恍然大悟。
记者们的敬业和奉献精神更使我钦佩，无论是去年的“6.23”特大洪灾还是今年的“6.8”特大地质灾害，他们都奋战在抗灾抢险的第一线，哪里最危险、哪里最热门、哪里最需要，哪里就一定会出现记者的身影。
这些“小字辈”的记者，其雷厉风行迎难而上的作风，让我这个“老通”也不得不打心眼里佩服
“小字辈”也能干大事
陈维棠
据我所知，《西江都市报》的记者群大多为“娃娃脸”。他们虽然年轻，但雷厉风行、迎难而上的作风，让我这个“老通”也不得不打心眼里佩服。
我认识《西江都市报》记者陈健明缘于一次合作采访的经历。大约是今年年初，苍梧县交通局运管所的有关人员打电话向我报料，说当地的“野鸡车”十分猖獗。我把这个情况向《西江都市报》反馈，并希望编辑部派出记者与我一同前往采写。编辑部应允，并让小陈与我同往。这天下午，我打电话给小陈商量次日前去采访之事。电话那头，小陈告诉我，他“有点事要早一些去苍梧”，我和他商量约在苍梧县县城碰头。
第二天上午我和小陈如约在苍梧县交通局汇合。这时他才如实告诉我，他那所谓“有点事”就是自己孤身一大早就乘车到苍梧，然后搭乘一辆从县城大转盘往大坡、广平方向去的“野鸡车”，先行“体验”，取得第一手资料。果然，小陈与我合作署名的有关报道在《西江都市报》刊出后，有事实有说服力，击中“野鸡车”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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